风雨教师路，坎坷人生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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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我的學习经历
　　1929年4月26日，我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。父母都是农民，父亲有一把剃头刀，会在赶场①的时候帮别人理发，其余时间在家里种庄稼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我家被划为一般中农。因为家里很穷，粮食很少，只有几挑谷子。我母亲生了13胎，只活了六个，我是老二，也是读书最多的，除了我和老三，其他人都只读到小学。
　　我在彭家场上小学的时候，学校规模很小，条件也很差。刚开始的时候我贪玩，不喜欢读书，经常被罚“跪菩萨”②，渐渐地我就不想读了，打算在家里干活。但回家之后，父母给我的活儿很多很重，不完成的话就要挨打。因为做农活儿实在是太累，我就跟父母说要回去读书。从那以后我学习特别努力，成绩也慢慢上去了，父母很高兴。
　　1941年，我去永兴读广安县立初级中学，我的成绩还不错。那时候县立中学的师资也不错，有不少老师是抗战时期从东北的大学过来的。有个语文老师教得很好，对学生也关心，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对语文比较感兴趣。初中毕业后，我又考上了县立中学的高中。高中的学费很贵，要收很多担谷子③。读了半年，因为家里实在太穷，连谷子也交不起了，只好去读师范。那时师范学校不用交学费，国家还管吃，住宿也免费。像我们这样穷人家的孩子，比较愿意读师范。
　　1945—1948年，我在广安县立师范学校①读书。学校在县城城区，在文昌宫和文庙的基础上改建而成，屋顶没有瓦片，墙壁也很残破。女生在好一点的教室上课，能挡点风雨;男生在靠外的教室上课，情况更糟，我们就用纸糊墙，勉强有点遮拦。当时相关的负责人给学校拨发的粮食质量不好，经常拨一些发霉的黑米，因此我们也把师范学校叫作“稀饭学校”。广安师范的师资还是很不错的，很多老师从东北那边的大学逃难过来，找不到合适的出路谋生，就在师范学校任教。师生关系非常融洽，老师关心学生，学生也很体贴老师。
　　师范学校毕业前有两个星期的实习，实习地点由学校安排。实习期间，学校成立实习领导小组，包括校长、各科教师和班主任。小组会听学生上课，并在课后进行评课，实习学校的校长有时候也会来听课。有时候，还会把实习教师安排在学校礼堂上课，礼堂里有很多老师听课，这种大场面还是挺锻炼人的。我在师范学校的时候成绩还不错，试教试讲实习也比较好。我在广安市城厢三小实习，这所学校的校长当时也是师范学校的老师，他在我们这一届选了三个学生毕业后留在城厢三小任教，其中就有我。
　　二、初任小学教师
　　1948年，我正式毕业，留在城厢三小任教。我教一个班的语文和算术。当时有课时的要求，因为我课时不够，所以又教了两个班的体育。我既教语文又教数学，还要批改作业，教学任务比较重。当时在三小，发工资有一种情况是“叫片（骗）”②，即使有时候找人领到了工资，也是一把烂纸渣渣。而且当时我们的工资教满一年才发，用篮子拎，拎回来一篮子烂纸。1948—1949年，物价上涨很快，一年的工资最后到手时，已经不值钱③了，只够换三盘黄糕粑粑④。
　　1949年，我的表兄在彭家场小学当校长，让我去他的学校当教导主任，我就去乡下待了几年。
　　三、小教联的复杂协调
　　1953年8月，广安县正式成立了小学教师联合会（以下简称“小教联”），我被派去做专职干部，主要负责小学教师的政治学习。当时不尊重老师的风气比较严重，我需要按照小学教师的相关章程维护老师的正当利益。任职期间，永兴镇一位小学老师做了一身灰制服，乡上一个干部觉得灰制服只有国家公务人员才能穿，而小学老师不算，因此不准他穿，还把他的衣服没收了。在我的协调下，干部向老师道歉，把衣服还了回去。
　　1959年10月，小教联取消，基层组织纳入县教育工会，我就到了县教育工会。1958年，龙台小学原校长被抽调去做临时工作，领导就让我暂时接替这个位置。只做了半年，文教局又通知我回县城组建广安县文教局教学研究室。
　　四、在教研室的曲折经历
　　
　　关于教研室人员的组成，在组建教研室的时候我跟文教局提了一条：“往教研室调教研员一定要和我通气⑤，不要调一些攀关系进来的人，教研室的工作需要懂教学、有经验、能写文章的人，我只认本事，不认亲戚。”
　　当时，教研员的工作主要是教学研究、听评课，培训的方式是听优秀教师讲课，学习他们的经验，还有就是参加教学研究会，比如观摩省教研室的教研活动。在教研室的时候，我一到学校，就去听老师讲课，听了以后和老师交换意见，指出老师授课的优点和缺点，帮助他提高。我在点评的时候，往往包含善意，而不是直接进行批评，这样能让老师感觉到善意。我的记忆力相当不错，全广安县一千多名老师讲课的大概水平，我心里都有数。我也会依照情况考虑每一位老师的发展，好的老师就推荐他们提拔、深造，甚至有好几位老师被我推荐去上了大学，后来也留在大学工作;比较差的老师，就送去教师进修学校学习、培训。教师进修学校是教育局负责的不脱产培训教师的机构，学校事先调整老师的课时，方便老师来进修，老师脱产学习几天或者一周，学习完了就回去。起初，广安的教师进修学校和教研室是“一个班子，两块牌子”，负责这两块的是同样一批人，后来两个单位才分开。
　　72年我重回教研室，但此时教研室的成员已经“大换血”。同年，我又被下放到龙安小学教书。
　　五、乡村教师的苦与乐
　　龙安小学位于广安县龙安乡，地处广安西部，东靠浓溪镇。龙安小学附设初中班，我从1972年开始教初中语文，教了十三年。
　　龙安小学的条件比较艰苦，地理位置偏僻，交通不便。学校在山脊上，四面都是陡坡。房子很差，经常漏雨。没有水井，也没有自来水，要自己挑水吃饭。教师的待遇也很差，我和我爱人都是老师，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才九十二块钱。我们两个人不仅要养活自己，还要养我的父母、岳母和四个小孩，开销很大，所以生活压力很大。
　　在农村小学教书很辛苦，老师的社会工作多如牛毛，比如天气不好，晚上要下大雨，乡上就让老师去村里送通知“今天晚上有大雨，你们要去堵风洞①，不要让牛被冻死了”。校长对我也很刻薄，觉得我是在县上犯了错误才被下放的，所以总是给我使绊子、挑刺，還曾发动老师斗争我。
　　我在龙安教书的时候，和当地人的关系很好。除了我，学校还有几个老师比较优秀，教书教得很好，我们被并称为“四大金刚”，学生和家长都很认可我们。村民都知道我是龙安最好的语文老师，很敬重我，待我很好。我要上课，没有那么多时间种菜，都是村民往我家里拿菜。一次，我从山坡上摔下去，差点丢了命。因为和村民的关系好，我在这里教书也比较高兴。后来我离开龙安的时候，有很多人来送我、挽留我，让我别走。
　　六、在县志办工作
　　1986年，我调回了城里。因为我对教育领域比较熟悉，新中国成立前后都在教育界，所以被派到县志办参与《广安县教育志》的编纂工作，一直到1989年退休。退休以后，我参与了广安烟草公司的烟草志编纂工作，后来又陆陆续续帮乡里人修订了族谱。我始终认为教师是应该受人尊敬的，有了教师，人们受教育，社会才会进步。现在，我们更应该尊重教师，尊重知识和文化。
　
　　李老师的人生历程背后，隐含着时代变化的脉络和地方发展的印记，从中可以看见新中国成立前师范学校的状况、教师社会地位的变化，也能看到教研员和乡村教师的工作图景。